60年前的“五·一”，是一个令范征夫至今仍难以忘怀的日子。1949年5月1日凌晨，正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学习的他，接到渡江命令，要求他当天赶往丹阳向华东局机关报到，接受任务。

　　大批接管干部云集丹阳

　　“我生在扬州，又曾随新四军在江南地区战斗多年。1945年10月，我随军撤到苏北，后来又转战山东，再次回到江南这片曾战斗过的土地上，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。”范征夫清晰地记得，那天他们渡江后从镇江上岸，马不停蹄往丹阳进发，晚上11时左右才抵达。

　　“选择丹阳作为总前委的驻地，进行上海接管的准备工作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对共产党、新四军有着深厚的感情。”就在范征夫抵达丹阳后不久，大批接管干部和部队官兵也陆陆续续进驻了这里。“原本只有3万人的古镇，一下子住进了数万人。两三条小小的街道上，人头攒动，密密麻麻挤满了穿黄军装的人，有部队战士，有集训的接管干部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位香港客人，西装革履、风度翩翩。一时间，整个丹阳城都沸腾起来了。”

　　野战军进城不能再“野”

　　从5月4日开始，范征夫所在的南下干部纵队第一大队开始组织学习，进行接管上海前的准备工作。他也收到了学习所用的四本教材，分别是4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、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》、《入城政策汇编（第一、二辑）》、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颁发的《入城守则和纪律》。

　　“小组学习时，上级首长要求我们每个接管干部必须深刻领会这些文件的精神，坚决贯彻执行。”范征夫回忆说，5月10日陈毅老总还专门召集了几百名县团级以上部队干部和接管干部，在丹阳南门外大王庙就接管上海作了报告，开门见山对入城纪律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。

　　“陈老总说，我们是野战军，但进城后就决不能再‘野’了。话音一落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，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，是给市民的见面礼。纪律搞得好，政策就可以搞得好，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。上海人民对解放军希望很大，把解放军看成‘圣人’。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，他们就大失所望，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。”范征夫回忆着。

　　翻遍《史记》并无部队“不入民宅”要求

　　听完陈老总的报告，范征夫找到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曹漫之，想就报告中的一些内容请他帮忙辅导一下。“曹漫之先给我讲了几个我军解放南京进城时发生的小故事。由于我军战士们多在农村行军打仗，没见过城市里的楼房大街。有些战士不会使用电灯，对着灯泡点烟。住进豪华公馆里不会用抽水马桶，甚至有人用抽水马桶的水洗碗。还有的把骡马拴在洋房里拉屎撒尿。站岗的哨兵站在马路中央，看到汽车经过就阻拦询问，妨碍了交通。”

　　曹漫之告诉范征夫，“战士们不熟悉城市生活，闹出了笑话。可对市民来说，却很容易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入城纪律搞不好，既不利于接管，更有损解放军的声誉。”为此，曹漫之根据陈毅老总命令，起草“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”时，将“不住民房店铺，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”放在了第二条。

　　“其实这份文件在起草之初，并没有‘不入民宅’的规定。当时，曹漫之接受任务后，正准备离开陈老总房间，又被陈老总叫了回去。陈老总提出，是不是能加上一句‘不入民宅’，并请他回去查查史料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记载。”范征夫告诉记者，曹漫之在图书馆里翻遍了《史记》等书，也没查到以前有部队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。

　　陈老总一拍桌子：说不入就不入，天王老子也不行！

　　遍寻未果，曹漫之只好向陈老总实话实说。没想到，陈老总笑着说：“你真是个书呆子，史书上没有我们就不能制定了？”文件起草好后，陈老总将初稿发到部分接管干部和部队干部手中，请他们讨论并提出意见。

　　没想到，命令初稿就像一枚炸弹，一下子在部队干部中炸开了锅。范征夫说，尤其是“不住民房店铺”这一条，让很多干部接受不了。有人说：“红军时期，我们进城都是借住在老乡家里，为什么都要解放上海了，却不让我们住民房了呢？”也有人说：“上海都是水门汀，睡在马路上是要冻出病来的，万一再下雨怎么办？”

　　总前委在丹阳戴家花园开会讨论这份文件时，陈毅着重强调了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准进入民宅的规定。针对部分干部的意见，他表示：“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，有困难，大家也要千方百计克服。”看到有些干部不情愿的样子，他把桌子一拍，说：“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说不入民宅，就是不准入。天王老子也不行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‘见面礼’！”
毛泽东听说后，高兴地连说了四个很好：“很好很好很好很好！”